在人生的至暗时刻，有人选择沉沦，有人选择坚守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于余瑞璜而言是人生的又一个逆境，余瑞璜被下放至吉林省伊通县板石公社插队劳动。失去了实验室、被撤销了职务，甚至连正常的研究条件都无从谈起，但这位执着的科学家并未停下探索的脚步。在土炕之上、油灯之下，他用缺珠的算盘、老旧的手摇计算机，耗费三年光阴写下190多册笔记，悄然构建起固体与分子经验电子论（EET）的核心框架，在逆境中书写了一段科学传奇。

在伊通县板石公社草皮沟插队落户时，余瑞璜抱着外孙女李子娟

下放农村的日子，是对身心的双重磨砺。板石公社的农家土屋简陋不堪，冬天寒风从门缝灌入，夏天蚊虫肆虐，劳动强度远超想象。每天清晨，余瑞璜要和社员们一起下地耕种、割草喂猪，直到日落才能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住处。但即便如此，他心中的科研之火从未熄灭。

次子余理华是吉林大学物理系69届毕业生，毕业后分配到靖宇县任中学教师。假期来伊通县草皮沟村看望父母

当时的研究条件简陋到令人难以想象。没有精密的实验设备，没有丰富的文献资料，甚至连一张像样的书桌都没有。余瑞璜在草皮沟村的茅草房的土炕上，用茶几当炕桌，借着一盏如豆的油灯，一把破算盘，一个手摇计算机和一本本小学生用的大字本、算草本，把自己思考多年的Hume Rothery和L.Pauling的理论摆到炕桌上，通过计算和归纳法来推导和揭开这两种理论的矛盾之谜。

桌上的手摇计算机，伴余瑞璜在艰难的岁月中搞科研。他用这台手摇计算机和算盘，在土炕上初步完成了“固体与分子经验电子理论”的研究

这段看似无望的岁月，却成了他集中精力钻研理论的黄金时期。早在英国留学和美国访问期间，余瑞璜就发现了一个棘手的学术矛盾：合金电子浓度理论创始人Hume Rothery提出过渡金属在电子化合物中呈“零价”，而诺贝尔奖得主L.Pauling却断言过渡金属应为“5—6价”，两大权威理论截然相反。余瑞璜避开了传统理论复杂的数学推导，选择了“从经验中来、到经验中去”的归纳路径。无数个深夜，土炕上的算盘声此起彼伏，手摇计算机的齿轮转动声在寂静的乡村格外清晰。他一页页演算、一笔笔记录，将复杂的电子结构问题拆解开来，逐步摸索其中的规律。

下放三年，余瑞璜累计写下197册笔记，这些笔记被他小心翼翼地保存着，每一页都凝聚着他的心血与执着。有老乡不解地问他：“都下放了还写写算算啥？能当饭吃吗？”面对好心人的议论,余瑞璜只是点头笑笑,他什么也没有说，一心扑在他的计算上。这份对科学的赤诚，支撑着他在逆境中始终保持乐观与坚定。即便在劳动中不慎受伤，或是遭遇不理解的非议，他也从未中断研究，反而把这些困境当作磨练意志的考验。

1973年，余瑞璜结束下放回到吉林大学，但他并未停下研究的脚步。他继续整理插队期间的笔记，完善理论细节，终于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，在《科学通报》发表了《固体与分子经验电子理论》简报，让这一在土炕上诞生的理论重见天日。此后，EET理论不断发展完善，成为材料科学领域的重要工具，被广泛应用于合金设计、永磁材料研发等领域，赢得了国际学界的高度认可。

1974年从草皮沟村回到学校，被安排在数学楼后的“筒子楼”，房间小而拥挤，但比草皮沟村改善多了，余瑞璜先生首先布置好做科学研究的环境

从繁华的校园到偏远的乡村，从先进的实验室到简陋的土炕，余瑞璜用三年逆境坚守，完成了一场科学的逆袭。190多册笔记不仅记录着一个科学理论的诞生，更见证了一位中国科学家“永不停止探求真理”的执着与赤诚。在最艰难的岁月里，他以土炕为书桌、以算盘为工具，用热爱与坚守对抗逆境，用智慧与汗水浇灌真理之花。这份在逆境中绽放的科学之光，永远照亮着后来者的道路，成为中国科学界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1976 年老友重逢

左起:李玉鸾、李宝环、陈竹隐(朱自清夫人)、余瑞璜、孟昭英、李有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