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8年秋，余瑞璜以美国国务院Fullbright奖金交换教授受麻省理工学院M.J.Buerger教授的邀请访问美国。彼时的他，已连续在国际知名的英国《自然》杂志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，开辟了X光强度统计学整个的科学领域，此次赴美本是拓展学术视野的良机。然而，解放战争的胜利曙光与祖国的召唤，让他再次做出毅然归国的抉择——放弃美国优渥的科研条件与工作机会，历经重重阻力辗转回国，将所学所长悉数投入抗美援朝与国家建设的洪流，用行动践行“科学报国”的毕生信念。

1948年余瑞璜去美国时护照上的照片

初抵美国，余瑞璜在加州理工学院遇到了诺贝尔奖得主L.Pauling教授，便先停留在这里作短暂访问讲学与科学研究。加州理工学院的先进实验室和L.Pauling教授的支持为他提供了继续深耕结晶学的绝佳平台。当时，美国的科研环境与物质条件远超战乱后的中国，不少留美学者都选择留下发展，但余瑞璜始终心系故土，从未动摇归国的念头。

1949年初，《华侨报》上“百万雄师过大江”的消息传来，让余瑞璜归心似箭。他深知国家建设需要人、清华大学需要人，我要回国。然而，归国之路布满荆棘：美方以“学术交流未结束”为由试图挽留，国民党当局对解放区实施封锁，航线受阻、旅途艰险。为避开阻挠，他以“赴香港接家人赴美”为借口，悄悄办理离境手续，独自一人登上前往香港的轮船。

1949年4月，余瑞璜毅然决定终止在美国的讲学和科学研究，回国参加祖国建设。几经周转，到达香港;当时妻小在国民党控制的广州，只能到广州接家眷，从香港乘英国舰船经朝鲜银川到天津，再返回北京。照片是余瑞璜(后右)、李宝环(二排右二)及子女与广州的亲属合影

在香港，余瑞璜团聚了辗转前来的妻女，却遭遇了新的困境。国民党特务散布谣言，声称归国学者会遭受迫害，不少朋友也劝他：“留在香港观望也好，何必冒风险回内地？”但他毫不动摇，坚定地表示：“我是搞科学研究的，新中国需要科学，我必须回去。”1949年6月，他带领全家登上开往天津塘沽港的“泰晤士号”邮轮，成为首批从香港北上回归解放区的学者之一。

航行途中的经历，更让他坚定了为国效力的决心。邮轮行至公海时，遭遇国民党军舰封锁威胁，船长一度打算返航香港。余瑞璜挺身而出，被乘客们推选为谈判代表。他以流利的英语与船长据理力争，并联名全体中国乘客向英国伦敦方面发电报申诉，最终迫使邮轮在英国军舰护送下驶抵天津。

1949年7月，余瑞璜一家终于回到魂牵梦绕的清华园。迎接他的，是清华大学领导和同仁的热烈欢迎，更有新中国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与期许。他立刻投入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教学与科研工作。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，前线医疗急需光机设备，而当时中国既无法自主制造X光机，又面临国外封锁。作为X光研究领域的专家，余瑞璜深感责任重大，毅然暂停了正在进行的X光新综合法研究，主动承担起研制医用X光管的任务。

余瑞璜 1950

经过一年的反复钻研与试验，1951年，新中国第一只封闭医用X光管终于研制成功，填补了国内空白，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X光管的历史。他用这只X光管拍摄的胸片，通过清华大学呈送中央，毛泽东主席专门派重工业部副部长、中央科技局的局长前往慰问，周恩来总理也在接见科学家时对他予以表扬。

余瑞璜并未止步，他还建议在全国各大工厂建立X光化学分析和显微金属实验室，推动科学技术与工业生产结合；他将优秀学生推荐到鞍山钢铁公司等重点企业，为国家重工业基地输送骨干人才。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时，他又响应国家号召，放弃清华园的舒适环境，远赴长春筹建东北人民大学（现吉林大学）物理系，在东北重工业基地播撒科学的种子。

1952年与清华大学物理系师生合影。

右五为王竹溪教授、右七为余瑞璜教授

从再辞美国工作毅然归国，到抗美援朝时期紧急研制医用X光管，余瑞璜的每一次选择，都紧扣祖国的需要。他放弃了个人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机，却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铺就了坚实道路；他历经艰险跨越重洋，只为将一身本领奉献给挚爱的祖国。这份“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方向”的赤诚，这份“科学报国”的坚定信念，不仅成就了他的人生高度，更成为一代代中国科学家的精神标杆。

编校|侯博宇

排版|于跃

审核|杨景